冬奥场馆建设 彰显不凡实力(产经观察)

“我将勤奋工作，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，‘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’，既抓当下，更重长远，踏踏实实的夯实中国足球发展的根基，老老实实的按照足球发展的规律办事，认认真真的做好足球发展的每一件工作。” 这是2019年8月，陈戌源就任中国足协主席的慷慨感言。 作为足协第一任专职主席，他曾承载了不少期待和希望。 但没有来得及“长远”，仅3年半过后，甚至还没能完成一届任职周期，陈戌源就与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”和“被查”的字样联系到一起，迅速登顶各大媒体和网络平台。 最近这些字眼未免太过于熟悉。从国足前主帅李铁，到中国足协原秘书长刘奕、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，再到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被查，仅历时短短80天。 或许，这些只是中国足球“狂飙”过程的一个个逗号。 逗号早在10年前、20年前就曾留下过，只不过在当时被错认成了句号。 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没有太多人能想到两个逗号之间，仅仅间隔10多年。 轮回 “经计票人统计，赞成票47票，反对票0票，弃权票0票，选举结果宣布完毕。” “根据协会章程，陈戌源同志获得与会会员半数以上的赞成票，成功当选中国足球协会第11届主席。” 伴着“二进宫”的里皮和再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的国足，陈戌源成为又一任中国足球的掌门人。 作为中国足协历史上首位来自非体育管理部门系统的协会主席，“与众不同”的陈戌源曾承载了不少期待。 在上港集团的46年里，他从码头工人干起，一步步走到了集团高管。不少人希望他能为中国足球这艘迷路的大船掌好舵，带来些不一样的东西。 但随着世预赛12强赛阶段国足主帅李铁因场外风波下课，而后国足一泻千里又一次无缘世界杯，开启又一次轮回。 陈戌源也和前任们一样陷入争议的轮回之中，但当时也仅限于是走是留而已。 在任三年半期间，陈戌源留下了不少经典语录。 “难道大家还不觉醒？我们难道良心已死吗？” “足球是高尚运动，不要让金钱给玷污了，扭曲了。” “来足协这三个月总是感到不安，脑子里始终有个足球在转。责任抗在肩上很重大，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待，说到底，足球事业需要久久为功。” “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彷徨，有犹豫，也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，甚至有的时候想打退堂鼓，但是我现在很坚强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干下去。” 当初口号喊得有多响亮，如今就有多么讽刺。 80天 同样讽刺的是，正上演急速“狂飙”的中国足球，在短短80天里，几名重磅人物被查的消息接连被宣布，“命中率”可谓相当之高。 卡塔尔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，曾率国足征战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前主帅李铁被查。 也颇为讽刺的是，当时与国足同组的日本、沙特和澳大利亚都在世界杯舞台先后完成历史性突破。 李铁被查只是一个开端，而后足协原秘书长刘奕和足协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双双被查。 国足前主帅李铁。 就在陈戌源被查的消息宣布之前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联席总裁孟惊，因涉嫌违法被实施留置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曾担任过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董事长。而李铁曾执教过河北队。 从2022年11月26日李铁被查，到如今的足协主席陈戌源，短短80天里，中国足坛就有3名足协高管、1名教练和俱乐部董事长被查的信息被公布。 或许，这些仅仅是当下急速“狂飙”的中国足坛，留下的一个个逗号。 22年 “逗号”早在10年前、20年前就曾留下过。 2009年10月16日，前广东雄鹰队老板钟国健被警方控制，中国足坛的上一次反赌扫黑由此拉开帷幕。 同样是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从广州市足协官员杨旭、前广州俱乐部数位高管，到足协官员范广鸣、前金德教练丁哲、原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。 再一步步深挖到当时中国足球的掌门人南勇和他的搭档杨一民，以及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。 南勇被带走仅8个月后，前一任中国足球掌门人谢亚龙，也因涉嫌操纵比赛，商业贿赂以及其他犯罪行为，与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、原国家足球队领队蔚少辉等人一同被立案侦查。 一同“进去”的，还有金哨陆俊，裁判黄俊杰、周伟新、万大雪等知名裁判员。 涉及范围之广，中国足球内部腐烂之深，着实触目惊心。 回头来看，当时仅仅是一个质变的节点。 早在2001年，国足杀入韩日世界杯的前一天，中国足坛爆发了“甲B五鼠”事件，浙江绿城0:6惨败于长春亚泰。 赛后，时任浙江队老总的宋卫平宣布开除队内5名问题球员，同时向中国足协提交了一份“黑哨”名单。 他甚至不惜自爆曾行贿：“绝不会为自己做无罪辩护，如果我的入狱能够改变足球界反道德反价值的观念，这也值得。我还认为那些与我们一起搞假球的俱乐部，也应当受到同样的惩罚。中国足球只有经过这样的痛苦，才能获得新生。” 时任中国足球掌门人的闫世铎大棒一挥，表示一定会严惩“甲B五鼠”相关的责任人和黑哨。 然而中国足球没有获得宋卫平期待的“新生”，而是在裁判龚建平锒铛入狱之下草草了之。

2011年8月成为国足主帅的卡马乔，是国字号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经由出资方确认选定的主帅——在名义上拥有“选帅建议权和监督权”的资方万达集团给出3个条件：世界名帅，在五大联赛执教，60岁以下。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，签约时的喜气洋洋与志得意满，和两年后双方解约时的不依不饶与无可奈何形成鲜明对比。 事实证明，卡马乔是国足历任主帅中成绩最糟糕的一位主帅，无论出资方还是中国足协乃至中国足球，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。 卡马乔上任的背景，是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接连捧杯，跑位巧妙、传球精准的技术流球队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球迷，“西班牙足球”成为先进足球的代名词，这也是在国足选帅竞争中卡马乔战胜克林斯曼的最重要原因。 不过在足球世界，“风格标签”并不能完全涵盖球队的技战术能力：精准的短传渗透是技术，精准的长传冲吊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技术支持，就算鼎盛时期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，也不乏后卫超过50米的长传与前锋直接串联的佳作，“快打旋风”式的反击，更是需要至少3个位置的球员技术和球商同时在线。 所以卡马乔到来之际，专业人士不想或者不愿意说出来的重要真相是，中国球员的技术能力以及对足球的认知，无论如何都与“西班牙式足球”的要求相距甚远，“拉郎配”式的“有钱任性”自然很难收获好的结果。 韦迪的无奈在于，他看中的另一位德国教练托普·穆勒无法进入最后的“决赛”——和主管领导与出资方的意愿相比，韦迪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。 这是“行政干预”的一个反面案例，即便4年之后“行政干预”带来了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，里皮也让国足在一定时间段之内拿出超过球迷预期的良好成绩，但无论结果好坏，国足“选帅”的程序与决定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而里皮的“成功”，使得“行政干预”顺理成章加大了力度。 韦迪转岗后曾经承认自己管理足球事务时“改革措施过于激进”，反思来自他对体制改革(管办分离)的筹划与推进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韦迪离开足协6年之后的2019年，球迷再度审视“管办分离”时发现，这样的体制改革仍然显得“激进”。 比如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中，“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”章节明确指出，“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、专业性、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，是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，主要负责团结联系全国足球力量，推广足球运动，培养足球人才，制定行业标准，发展完善职业联赛体系，建设管理国家足球队”“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，在内部机构设置、工作计划制定、财务和薪酬管理、人事管理、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”“加强行业自律，着力解决足球领域存在的问题；增强服务意识，克服行政化倾向。中国足球协会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，实行财务公开，接受审计和监督”。以此作为对照不难发现，今日现行之足球管理体系，尚不能完全满足总体方案所提要求。 为“圆梦世界杯”国足难走寻常路 2015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，这份经过多个小组前期调研之后形成的纲领性方案，提出了中国足球近期、中期和远期三大目标。全程参与调研的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前司长张剑，2013年接替韦迪担任了足管中心党委副书记兼主任，而现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剑，在长达6年任期里低调务实，参与决策的重大事项中几乎让人找不到他的个人“烙印”。 张剑和韦迪相同的无奈，是在任期间国字号球队(男足)成绩不佳，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中国足球“先天性缺陷”的正常反映。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不到30年，与欧美足球强国不乏百年历史足球俱乐部相比差距极为明显，社会学家“中国足球还处于断代史阶段”所言不虚，而中国足球社会基础之薄弱，亦远非“群众关心”的热烈氛围所能弥补。 比如备战东京奥运会的U23国奥。按照赛程，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，希丁克统率的国奥队将参加2020亚足联U23锦标赛预选赛，小组赛3个对手依次为老挝队、菲律宾队和东道主马来西亚队。这项赛事小组第一名球队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球队，将晋级2020年在泰国举行的U23亚锦赛决赛阶段比赛，而在泰国U23亚锦赛取得前3名的球队，才会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亚洲前三的实力，别想进军奥运。对希丁克来说，“打进奥运会决赛圈”的任务确是“冒险”，对中国足球来说，让曾经在亚青赛小组赛中都无法出线的1997/1998年龄段球员去完成“进军奥运”的任务，也只能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尝试。 毕竟能力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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